何理良：中共抗战一定要理直气壮正面宣传
发布时间：2015-02-07
来源：劳动报 2015年2月7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稿
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何理良是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的遗孀。她父亲何思敬是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日前，年近九十的老人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一口气谈了4个多小时。她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延安岁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交往和偕同黄华参与中美外交破冰的诸多往事。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她在专访中以大量确凿史实强调指出：“中共抗战，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一定要理直气壮，正面宣传。我们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我们就是要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何理良的家紧挨着北京棋院。一条僻静的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恬淡一如老人心境。如今，老人已年近九十，身体依然硬朗、矍铄，年前还来上海出席由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美国友好人士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专题报告会。老人在答本刊特约记者问时坦言，她从不否认正面战场厥功至伟、永垂青史，但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基石和源泉。她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要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史迪威将军总部怎么会派迪克西使团来延安，而且考察后承认他们‘在军事上并不需要国民党，它的军队都不能有效地对日作战，共产党却是一支使日军生畏的军队’？！”
中国的希望在中共
当年，何理良作为毛泽东的舞伴，曾在王家坪的桃园舞会上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何理良。毛泽东笑了，借题发挥道：“何理良者，什么道理最好之意也。你倒是说说，什么道理好啊？”何理良星眸扑闪、脱口而出：“当然共产党的道理好哇！”共产党的道理好。共产党的什么道理最好？自然是号召大家抗日救亡的道理最好。何理良说她最爱听毛泽东亲口解说那些抗日救亡的道理。只是那样的解说，大多在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很难听清。
何理良清楚记得，当年延安，常在南门外广场上开军民大会，山上坐满了人。因为南门外面，就一小块平地，简单搭个主席台，没有几个人可以坐上去，下面都是听众，好几千人，挤不下，就上山，山上也是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真是蔚为大观。王成至忍不住问：“那么大的会场，当时有没有扩音器啊？要是没有扩音器，毛泽东讲话，大家又怎么听得清？”王成至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的作者。他最拉风的观点之一是：“边界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美中接近；只是当苏联在边界冲突中的表现引起了尼克松政府对其战略意图怀疑时，美国政府才加快了启动对华缓和的进程。”
何理良微微一笑，说有扩音器也没用，很小一个，功率不大，很简陋，形同虚设，谁也听不清毛泽东到底讲些什么，一个个单词、词组，断断续续，互不连贯，但是大家都很兴奋。听到“抗日”、“持久战”、“统一战线”、“人民战争”，就热烈鼓掌，喊口号：“这种气氛就是和重庆不一样。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外国人说的，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都那么说。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都那么说。他们对中共实行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上下级关系良好、官兵关系良好、军民关系良好，都很推崇，有深刻印象。他们说根据地里的人们都是艰苦朴素，精神面貌很好，不像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贪污腐化。他们是美国人，信奉《独立宣言》，不存偏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他们眼见为实，不戴有色眼镜。国民党拼命拉拢他们，优待他们，让他们到处旅游观光，他们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在陕北，在延安，他们看到的却是同仇敌忾，坚持抗战，斗志昂扬。共产党不但战前发表宣言，而且全面抗战一打响，不到一个月里，就派三支部队上前线，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队，开赴华北，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一连串辉煌战果，包括平型关大捷。当然，我们的力量相对小了些，没有任何外援，只能在敌后打游击。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是一种战略行动，它的战略任务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现在又有人在说我们‘消极抗战’、‘游而不击’，重复蒋介石的陈词滥调，竭力蒙骗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煽动他们在网上起哄，我们一定要冷静、清醒，旗帜鲜明，据理力争。”
经查，“消极抗战”、“游而不击”论的沉渣泛起跟某些重量级人物的诱导和“启发”大有关系。要不是所谓的知名学者、资深教授率先发难，打着“解放思想”、“重评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利用碎片化、情绪化、形象化，大肆鼓吹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考虑怎么保存实力并发展自己”，一样“都在为最后的决战保存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不必相互指责，如果只指责一方，就显得不公平”。
其实，历史虚无主义者最不愿承认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某人在他“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过程中就说自己“也曾宣传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但总觉得有些理由并不怎么能说服人”。为什么“不怎么能说服人”？因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负有神圣使命的党史专家，为了力证“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竟然堕落到底线全无，甚至不惜玩弄诡辩术，说什么“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以致受其影响者也就纷纷跟帖，竞相嚷嚷。
这就是网络时代。众声喧哗下的新常态。现今网民，年轻而庞大，特别易被煽动、误导，言论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片面化、极端化、负面化甚至一边倒倾向。这不可怕。问题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人受党教育多年，无事生非，睁着眼睛说瞎话，想要干啥？所以，从南到北，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到北京和平门附近的西松树宅邸，从论坛互动到专访对答，何理良斩钉截铁，一再地说：“中共抗战，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一定要理直气壮，正面宣传。七十年回眸，我们就是要好好宣传游击战，山地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近战、夜战、灵活机动，积小胜为大胜，打得鬼子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实际上，侵华日军，战线很长，他们身后，说是占领了，并不能真正掌控。广大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都是游击区。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里都有记载。他们的报道很客观，很生动，讲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深入一线，实地采访，了解的可能比一般中国人还多。中共说到做到，实行实实在在的抗战政策，所以他们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中共。”
毛泽东跟我父亲分抽一支烟
何理良很爱她父亲。她说1939年9月，她母亲举家北上，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经“三个月的长途奔波”，迢迢来到宝塔山下、延河西岸，就是因为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小条，在一张窄小的麻纸上用铅笔写了十多个字：“请廖承志同志安排何思敬教授一家来延安。”毛泽东说何思敬“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何理良说她父亲风骨清举，一身正气，常以学术讲演形式，在大学讲台上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义无反顾地预言：“国民党不去抗日去剿共，剿到世界的末日吧！共产党是不会被剿灭的，只会越剿越多，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东方建起第二个莫斯科！”
何思敬，本名浏生，别名何畏，1896年生，浙江余杭人。1930年，何思敬到上海找党，先后结识了冯雪峰（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胡愈之（时任《东方杂志》主编，后参与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和梅龚彬。梅龚彬是个传奇人物。他原籍湖北黄梅，又名逸仙，字电龙，190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恽代英（中共早期党员，时任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和沈泽民（中共早期党员，时任上海地方兼区委执行委员）。梅龚彬的堂兄弟梅宗林（亦名中林）也是中共党员，历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工人教育委员会主任、武昌县委组织部长、汉口第二区委书记等。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9月，就义于汉口宁波里口。
梅宗林是梅宝瓒的长子。梅宝瓒是晚清进士、民国元勋。李强（已故外经贸部部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说梅宝瓒早在大革命后期就已为我党“搞日本方面的情报”，他“隔几天去找梅宝瓒一次”。
大革命失败后，梅龚彬参加了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和浙东、浙西农民暴动。1931年6月，梅龚彬从日本回国，陈云让他转为秘密党员，以“脱离共产党”的假象迷惑外人。陈云接掌中央特科是在1931年春夏之交。当时，顾顺章（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一线领导）无耻叛变，陈云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重建我政治保卫部门，代号“先生”。周恩来在总结中央特科工作时曾说：“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残革命工作组织的反动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陈云这就要求宗孟平（本名益寿，1907年生，江苏宜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报上刊登脱党启事，以假象骗得敌人信任，从而卧底魔窟，谍战无间道。他还要新任特科二科科长的潘汉年将留法学子鲍文蔚（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以拉伯雷名著《巨人传》的汉译蜚声中外）安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法文秘书，另派沈寿亚（中共早期党员，代号“老枪”，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和梅龚彬分别接近国民党C.C系干将、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部长吴开先，伺机下手，获取情报。潘汉年在1962年3月的一个材料中如此写道：“1931年中央决定梅龚彬（梅电龙）正式同特科发生关系，先由我直接联系，要他接近吴开先，了解吴和市党部的反共计划。后来，他通过办杂志结识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成为该军的政治干部，吴亦要他随时报告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动向。”
潘汉年所说的“杂志”即《读书》，由神州国光社主办。神州国光社办《读书》是王礼锡的主意。王礼锡是爱国诗人，时任神州国光社总编辑。他偕夫人陆晶清（本名秀珍，著有诗集《低诉》等）找梅龚彬、胡秋原（时任上海大学教授、《文化评论》主编）、王亚南（时在暨南大学任教，后与郭大力首译全本《资本论》）等人商量，想要“用旧杯来装一次新酒”，“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大家都说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梅龚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神州国光社的实际出资人陈铭枢，又通过陈铭枢认识了李济深。于是，陈铭枢被迫流亡海外前也就找他密商兵变，身边仅王礼锡一人作陪。据梅龚彬后来回忆，陈铭枢到上海找他，不仅把“发动军事反蒋的意图”和盘托出，而且还邀他“去福建为十九路军培训干部”。
几乎同时，何思敬也已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胡鄂公（本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1884年生，湖北江陵人，中共早期党员，时在党内从事情报工作）一起做戴季陶的工作，计划策动李宗仁、白崇禧反蒋。何理良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她父亲倾囊捐了几十块现洋，还在中国文化界抗日大同盟的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退让政策的反动本质，号召全国军民一致奋起抵抗。他还代表上海文化界反日会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与黄洛峰（本名黄垲，云南鹤庆人，1909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民反”秘书长）和何洛（笔名何鸣心，四川丰都人，1911年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并肩战斗。不久，转入党的隐蔽战线，开始执行“秘密的政治任务”。
何理良说到她父亲“也是中央特科的”时的目光特别明亮。我在她送我的《先驱者———何思敬史迹》上读到了韩托夫（何思敬的入党介绍人，1909年生，海南文昌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组成员、研究部部长）的如下证言：“何思敬入党后不久，约1932年6、7月间，向我汇报说，邹鲁聘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并把聘书给我看。经请示组织，同意他去广州任教，他的组织关系交给了中央特科，我与他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由中央特科的武同志（诨名叫武糟糕，因为他一讲话就说糟糕。解放后曾在教育部教育出版社当社长）与何思敬联系。武同志留过德、苏，德语较好，曾当八大的工作人员，负责德共代表团的翻译。武同志把何思敬介绍给第三国际的联络员（是波兰人，职业是来往于中国的轮船的船员）。”他还说：“何思敬对党很忠诚，他对秘密工作守口如瓶。只有武剑西和我了解一些。”何思敬本人在《我的六十年历史的一个轮廓》中亦说：“1932年广州中山大学来聘我去教书，武剑西同志告诉我，共产国际也希望有一个人在广州。我说那太好了，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华机关的工作人员、波兰人向我指出了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调查国际帝国主义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情况。也向我宣布了两条纪律，即①到广州后不要参加当地的中共组织。②也不要参加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我接受了任务和纪律后就到了广州。”
以上三段话里的“武同志”、“武糟糕”（一说“武兆镐”，系其本名）或武剑西，即吴觉先，亦彼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坡托歇夫斯基，1899年生，河南巩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旅德支部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问题发言人、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秘书、翻译等。1930年，奉命回国，潜伏上海兼管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组和中央特科。至于“共产国际在华机关”里的“波兰人”，按说应是“约翰”（М.Э.安德烈耶夫），莱谢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的报告中把他跟佐尔格（时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驻沪特工）并称为“军事侦察机构人员”。不过，“约翰”不是“来往于中国的轮船的船员”，似无可能在广州跟何思敬“单线联系”。
还有就是那“两条纪律”。据何思敬生前所写的《回答中共广州党史组的若干问题》（未刊，存广州市档案局），第二条不变，第一条有出入，疑似“不要突然改变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即“言论”既仍“激进”又“略带灰色”，这也就更加契合李大钊介绍陈翰笙（本名陈枢，1897年生，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共产国际做“秘密情报工作”时的再三叮咛：“不要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要用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活动。”这样的“纪律”，在莱谢看来，显然是“军事侦察机构的人，考虑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不愿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事实上，史沫特莱把方文（即张放、刘进中，1905年生，1920年代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佐尔格，佐尔格也曾“以党组织的名义”，同样“严肃”地“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其中包括“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和“停止革命的社会活动”。
何思敬到广州后跟梅龚彬有了更多交往。他们把闽变失败后的十九路军将领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日反蒋斗争。1936年1月11日，何思敬离穗抵港，与梅龚彬同住摩庙街5号“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宣传部宿舍。何理良说：“我父亲出走香港，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他走的当晚，就有近两百名警察包围我们家。他们张牙舞爪，强行进入，翻箱倒柜，从一层搜到三层。当时我母亲紧搂着我们四个孩子，护在自己怀里，紧贴着墙根站。我们睁大了眼睛，默默瞪着，抗议他们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后来，我们也乘火车到了九龙，入住侯王道的一层公寓。再后来，我父亲又出远门，一路北上，经上海、武汉，直奔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毛泽东非常器重我父亲。我曾亲眼目睹毛泽东跟我父亲分抽一支烟。当时毛泽东主动敬烟，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烟盒，但烟盒空空荡荡，只剩最后一支。怎么办？两人相视而笑，毛泽东边笑边拿起那支烟来折，对半掰开，一折为二，一半递给我父亲，一半留给他自己，特逗！”
黄华与斯诺
何理良跟黄华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六十多年，几乎每个人生节点都同美国有关。何理良说她1944年跟黄华结婚，朱德夫人康克清做媒。黄华时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康克清一个劲地夸他，说他人好，沉稳，实在，又是大知识分子，1936年参加革命，随红军进入延安。
黄华晚年回忆说他跟何理良的结婚报告是胡耀邦（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批的。黄华说：“何理良是朱总司令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常一块儿到总司令的院子里来玩，因此我常同她见面。我很关心和鼓励她学习，有时送她一些书，她很高兴。”何理良说黄华送过她一本刘泽荣（本名绍周，1892年生，广东广州人，长期旅俄，住高加索，三次见到列宁）编的《俄语文法》，对她学习俄文非常有用。“俄文文法很复杂，有了刘泽荣的书，我的俄文文法进步很快。”何理良如是说。当时她是军委俄文学校学员，正在王家坪南边的山沟里学习。
1944年9月，黄、何喜结良缘，正式结婚。何理良说：“朱总司令很关心，送了我们一床被面，还有一件皮大衣，还搞了一桌饭菜。都是他的面子，从南泥湾搞来，从王震的359旅搞来。有猪肉，有大米，有豆腐。一桌十来个人。有我父亲、母亲，我的弟弟、妹妹，叶剑英参谋长，外语学校的代表何方（本名李彦贤，后任张闻天秘书）。饭后又开晚会，学校里来了一百多位同志，有教员，有同学，点上马灯，席地坐成一大圈，就在王家坪的桃园里，一边吃红枣、花生，一边跳交际舞，闹腾了一个多小时。”
事实证明，康克清的介绍全然没错，黄华确是一个难得好人，谦虚谨慎，本本分分，敢于担当，负责任。何理良说：“他燕大肄业，原来学的是经济，可是后来陪斯诺去陕北，留在苏区，加入红军，再也没能拿到文凭，也就一天经济没搞过，全都跟着周恩来搞外事了。周恩来十分重视他的语言特长，更加赞赏他的个人品德。他的特点就是克己奉公，不居功自傲。不像有些人，好出风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淌得很。领导上有批评指责，即使错怪了，他也委曲求全，从不辩解。他总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作为和成功的经验。周恩来很看重他这些，所以，非常信得过他，很多重要任务都交给他。”
周恩来“交给”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全程接待“迪克西使团”（即美军观察组）的访延。周恩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新婚中的黄华就一身二任，勇挑重担，既管翻译科，又管联络科。这两个科隶属于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杨尚昆（时任军委秘书长），组员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顾问马海德。
黄华忘我工作，给包瑞德留有深刻印象。包瑞德上校是美军观察组组长。1969年，77岁的他在科罗拉多家中追忆往事，嗫嗫说道：“黄华和陈家康是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官员，他们是专门派来管理我们的住地，照顾我们的愿望的。他俩都是性格开朗的能干人。共产党执政中国大陆以后，我也听到过黄华的消息。1953年在朝鲜的板门店谈判中，他作为共产党一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了会谈。我不知道，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这个年轻人获得的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是否对他有帮助。”
一年后，确切地说，197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斯诺偕其第二任夫人洛伊斯访华，周恩来通知黄华从湖北钟祥干校回京接待，同时调回上一年初下放江西上高干校的何理良。何理良说：“‘文革’动乱，斯诺大惑不解，一直想亲眼看看。毛泽东知道了，不仅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还想通过他传播一些东西出去。于是，1970年8月14日，我和黄华赶去机场迎接，见面就拥抱，毕竟又有十年没见了。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富有，用的大皮包还是十年前用过的。”何理良还说：“斯诺入住北京饭店，对周边的一切都感兴趣。一次吃完晚饭，随便外出走走，闻见有烤白薯的香味，就想买来吃，那是他最喜欢的。不料排队轮到，光有钱不行，还要粮票。他只得转身跑回来，问黄华有没有粮票，能不能给他一斤。”
当时斯诺的身体已很不好，时常发烧，周恩来劝他先去北戴河疗养，他不肯，急着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因势利导，就借国庆游行，安排他跟洛伊斯上天安门观礼，在毛泽东身边站了一会。事后毛泽东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终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正式会见斯诺又共进早餐，一直谈到中午。首先，毛泽东说，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务，此人就是乔老爷。乔老爷即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斯诺问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毛泽东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何理良说：“这篇东西，后来一级级下发，传到全党全军，城乡基层，这就等于给全国人民打了招呼。这样就有了基辛格，果真坐上一架飞机，偷偷地来了，不公开地来了。接着，尼克松也来了，把他的手伸过了太平洋。可惜的是，斯诺病得不行，不曾看到。周恩来得知他病入膏肓，就让马海德带了一个医疗小组，去了瑞士。当时黄华在纽约，联合国，接到中央电报，也飞到了日内瓦，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他赶到的时候，斯诺已经昏迷，但一听说黄华来了，马上睁开眼睛，露出笑容。结果，一个黄华，一个斯诺，一个马海德，三个人，六只手，相互重叠，握在一起，一起说：‘我们三个老赤匪又聚在一块了。’明明是三个老‘赤匪’，但洛伊斯写了一本《尊严的死亡》，却说成了‘三个老土匪在一块———threeoldbanditsgottogether’，这就完全错了，是巨大的错误！1936年，他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老‘赤匪’由此而来。没有这个‘赤———red’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红色的战士。”
是的，没有这个“赤———red”字，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是一位老人的肺腑之言。
这位迄今已有七十年党龄的九旬老人，在这价值多元的时代，难道不正是以坚强党性与满腔赤诚，对于信口雌黄的历史虚无主义，做出了最好回答？！
（本文作者叶孝慎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成至、孙海泳、江文君、陆仪辰、马玉萍、曹伟玉亦对本文或附照多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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